新疆的發展印證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

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在新疆
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在新疆突出表現為政治的連續演進，民族的連續交融，文化的不斷演化，經濟的持續交流。
在政治上，新疆地區自公元前60年西漢設置西域都護府以後，就一直是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漢以後的歷代中央王朝都繼前朝之誌將新疆視為中央管轄之下的領土，通過設官、冊封等多種形式對新疆地區進行治理，從未間斷。
新疆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早在先秦及秦漢時期，就有烏孫、月氏、匈奴、羌等民族活躍在天山南北的草原山谷之間，還有來自中原的漢人及廣泛分布於塔里木盆地周邊的焉耆、龜茲、疏勒、於闐等政權統治下的各族群活動。魏晉南北朝時期鮮卑、柔然、高車、吐谷渾等民族的遷入，以及隋唐時期回紇、吐蕃等民族遷入，使新疆各民族交融的局面持續深化。遼宋夏金時期，契丹人進入西域，耶律大石統一西域，各民族在西遼政權的管轄下進入民族融合的高峰期。元明時期，蒙古、女真、漢等民族大量進出新疆地區，新疆呈現出更加多元化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構成了一幅多民族融合的磅礴畫卷。清代，隨著清政府對新疆的統一與管理，漢、滿、錫伯、達斡爾等民族西遷戍邊、屯田，經過不斷的遷徙，最終形成了維吾爾、漢、哈薩克、蒙古、回、柯爾克孜等多民族定居新疆地區的局面。
先秦時期，新疆地區就已經有了農業和畜牧業兩種主要的經濟形態，且與中原地區保持著經濟聯系。新疆吉木乃縣通天洞遺址出土了距今5000多年來自華北地區的黍，羅布泊地區還出土了大量的毛織品。在距今3000年左右，彩陶器分布於和田、哈密、伊犁等地，表明新疆地區手工業得到進一步發展。漢朝統一西域後開始大規模屯田、水利建設，帶動農業迅速發展的同時，新疆的栽培技術和豐富物產也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原，尤其絲綢之路的開通，促成了新疆地區的經濟活躍與繁盛。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龜茲、鄯善、高昌等地農業技術先進、水利管理規範，農業獲得長足發展。北方遊牧地區與中原地區人群的遷入，使新疆地區畜牧業得到進一步發展。隋唐時均田製與租庸調製在新疆東部地區得到廣泛普及，畜牧業、手工業繼續發展，商賈雲集，絲綢之路空前繁盛。元代畏兀兒農學家魯明善的《農桑衣食撮要》反映了新疆地區經濟發展的新成就，元朝至元通行寶鈔、明朝大明通行寶鈔在新疆流通，表明通過貢市與互市，新疆地區與中原保持著密切經濟聯系。到清代，新疆屯田規模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清政府還在新疆設立大量官辦牧場，土爾扈特部東歸，錫伯、察哈爾蒙古西遷，使新疆畜牧業規模進一步擴大。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在新疆
隋唐時期是新疆地區文化創新發展的一個關鍵時期。在吸納中原紡織技術的基礎上，西域人民創新製作出白疊布，還生產出塗料紙、彩畫紙、染色紙等。各民族將中原伏羲女媧圖創造性地以高鼻深目的胡人面貌予以表現，體現了文化創新，也反映出對中華文化的認同。羌笛、胡琴、曲項琵琶、嗩吶等在西域流行的樂器被創造性地融入中原樂理，與中原樂器融為一體。於闐畫家尉遲乙僧以於闐畫派「曹衣出水、屈鐵盤絲」的描繪手法獨樹一幟，形成中國畫造型用線的經典範式。
遼宋夏金時期的《福樂智慧》《突厥語大辭典》、元明時期的《十二木卡姆》經過創新性發展，都成為中華文化寶庫的珍品。清代新疆地區流行的麥西熱甫等增加了新的內容，煥發出新的活力。民歌「花兒」進入新疆後，經過200多年的演變，已具有鮮明地域特色。流行於中原的剪紙、年畫等進入新疆後，受到各民族的喜愛，並創新發展出巴旦木、石榴花等新疆風格的新型剪紙圖樣。
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在新疆
在中國古老的神話傳說中，「昆侖」是「帝之下都、百神所在」。古人認為昆侖是萬山之宗，是黃河之源，昆侖所在便是天下所至，這是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在神話傳說中的體現。
統一性首先反映在政治上。從漢朝一直到近現代，中央政權對新疆地區都進行有效合法的管轄，新疆一直是中國的固有領土。特別是清代，以額敏和卓為代表的一批維吾爾族首領協助清朝中央政府統一、管理新疆，成為維護國家統一的英雄。張格爾叛亂發生後，新疆各族人民積極參加平叛。19世紀下半葉，沙俄及其所支持的阿古柏入侵新疆時，各民族同仇敵愾，捍衛國家主權，維護國家統一。
統一性還反映在經濟上。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中原地區人群的大量遷入，先進的生產工具、耕作技術也隨之傳入新疆地區，加速著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新疆地區開始普遍種植水稻、養蠶繅絲、改製耬犁等。五代至遼宋夏金時期，西域各政權以朝貢為契機，與中原地區進行貿易，豐富了兩地的經濟交流。元朝在環繞天山南北的交通要道上設立驛站，「星羅棋布，脈絡通通，朝令夕至，聲聞必達」。清朝時期，隨著清政府統一新疆，新疆地區被完全納入統一的國家經濟體系之中。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在新疆
新疆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來就是人口遷徙的大通道，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群在新疆交往交流交融，新疆表現出極強的包容性。季羨林先生說「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新疆作為各民族遷徙匯聚之地，為各民族相互包容、相互尊重創造了現實環境。
早在先秦及秦漢時期，新疆就存在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圖騰崇拜、薩滿教等信仰，其宗教包容性特質早已積澱。佛教、祆教傳入後，新疆地區宗教的包容性更加彰顯。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道教由中原傳入新疆地區，隨後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先後進入新疆地區，在外來宗教中國化的基礎上，多種宗教並存始終是新疆宗教格局最大的特點。各種宗教互融匯通、融合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新疆地區的先民將祆教與佛教相融，創造出「佛天」「佛神」，吐魯番地區古墓中留下了佛教、道教共存的證據。霍城縣阿力麻里古城遺址出土的景教墓碑上十字架、蓮花座等圖案，是景教與佛教相融的具體體現。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文化、遊牧文化、佛教文化、犍陀羅藝術等進一步豐富了新疆地區的文化。
中華文明的和平性在新疆
張騫「鑿空」西域以後，新疆地區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關鍵節點，通過絲綢之路，中原文化遠播中亞、歐洲，歐洲、中亞的master匯率文化也傳至中原地區。「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使者相望於道，商旅不絕於途」是絲路之上美美與共、和合共生的寫照。
和平性還體現在歷代中央政府對新疆的管轄與治理上。「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先賢聖哲們對武治與德治的思考，是中華文明和平性的血脈基因。不同於西方帝國，中國的歷史特點是「內向凝聚」，中國歷代王朝堅持「大一統」理念，對邊疆少數民族提出「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采用靈活的治邊之策，「因俗而治」。漢朝統一西域之前，西域處在匈奴的控製之下，匈奴在西域置「僮仆都尉」賦稅諸國，使西域諸國「不堪命」，漢朝統一西域後，一改匈奴此前的劫掠之策，開展屯田、發展經濟、穩定社會，施行「市無租、田無賦」的政策，為漢代西域的發展營造了一個和平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