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融通到國家認同
自秦漢以來，隨著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逐步形成，中原地區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協同和帶動周邊少數民族地區發展，中原文化對西域地區產生了強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教育交流成為西域與中原交往的重要內容之一。歷史上，西域地區的學子前往中原求學；新中國成立後，國家高度重視邊疆人才培養，推動新疆學生前往國內其他省（區）市學習先進知識，拓寬視野。進入21世紀後，隨著「內地新疆高中班」等教育政策的推行，為新疆學生提供了更多交流學習的機會。他們與國內其他省（區）市的師生在學習和生活中交往交流交融，進一步增強了民族團結，鑄牢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以漢代為例，西域如龜茲、莎車等地首領及其子弟紛紛入朝學習中原文化，成為新疆地區最早的內地求學形式之一。他們學習中原典章製度，並將其帶回本地。據《漢書·西域傳》記載，龜茲王絳賓攜夫人弟史於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入朝，受到熱情款待。他們在長安停留一年，離開時獲漢宣帝所贈厚禮。之後，絳賓又曾多次入朝。這位龜茲王「樂漢衣服製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僥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絳賓去世後，其子又多次入朝，保持著與中原王朝的親密關系。又如莎車王延，元帝時作為侍子在漢朝京師生活，他仰慕中原文化，欲在莎車參照中原的典章製度，他常教導兒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其子康繼位後，「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余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
漢代之後，歷代中原王朝均承襲相似的模式，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完善與優化。到了唐代，隨著中原政治、經濟和文化空前繁榮，西域與中原在教育層面交流日益密切。在吐魯番阿斯塔那363號墓中發掘出的《唐景龍四年（710年）蔔天壽抄孔氏本鄭氏註〈論語〉》以及《唐景龍四年（710年）蔔天壽抄〈十二月新三臺詞〉及諸五言詩》兩份文書，可知高昌的教育體系與中原保持一致，許多少數民族子弟在邊疆地區也能接受到與中原相一致的教育。與此同時，中原文化對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因此派遣子弟赴中原求學。《唐會要》與《新唐書》均明確記載，高昌首領曾派遣其子弟至長安深造。元朝是繼秦漢、隋唐之後中國歷史上的第三次大統一時期，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次民族大遷徙、大融合時期。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並蓄，促成了這一時期中原與新疆地區各民族雙向、頻繁遷移及文化的廣泛交流。例如，元代有大批畏兀兒人等東遷中原，尊崇儒學，學習漢文化已蔚然成風。「學於中夏，慕周公、孔子之道」。元代畏兀兒人定居中原以後，學習使用漢語，有的參加科舉考試並被錄用為各級官員，以高昌偰氏家族為例，其祖先與中原王朝關系密切，遷居中原後「高昌偰哲篤世南以儒業起家，在江西時，兄弟五人同登進士第，時人榮之。」
到了民國時期，新疆學子赴內地求學的現象更為頻繁。楊增新主政新疆時，便有計劃地向內地派遣學生。金樹仁主政新疆前期，沿襲了楊增新時期的舉措。隨後，國民政府派員主政時期，亦堅持推動西北邊疆學生前往內地深造，增進邊疆學生對內地的理解，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國家認同。學生在完成學業後，成為家鄉的建設者，並積極投身於維護國家統一與民族團結的事業，扮演了連接邊疆與內地橋梁的重要角色。
那一時期，新疆學子能夠順利赴內地求學，除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動，還得益於地方和社會力量的積極配合。社會名流烏靜彬選拔優秀學生赴蘭州、北京等地學習，並多次向政府申請路費和津貼，以幫助學生完成學業。此外，20世紀30年代，新疆商人朱炳創辦新綏長途汽車公司，並提取10%的利潤作為西北教育基金，資助新疆學生到內地深造，並為貧困學生提供半價甚至免費的交通服務。即使在40年代，朱炳財務困難，他仍承諾資助50名新疆籍學生的全部費用，直至他們畢業。
這一時期，許多新疆學子通過課堂和生活中的接觸，逐漸適應內地社會，並加深了對民族關系和國家認同的理解。例如，錫伯族學生廣祿在從新疆伊犁前往北平（今北京）求學途中參觀嘉峪關長城後，深刻體會到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和各民族間的密切關系。他認為「關內外居住的民族無一不是『中華民族』組成分子，實乃親如兄弟手足的民族。」這一認知過程正是他及其他新疆學生在內地逐步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體現。
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更加重視新疆教育事業的發展，通過一系列政策舉措的實施，培養了一大批少數民族專門人才，形成了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的強大合力，「內地新疆高中班」的實施和成效就是充分的證明。
2000年，教育部下發的《教育部關於印發〈關於內地有關城市開辦新疆高中班的實施意見〉的通知》中提出，「從2000年秋季開始招生，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廣州、深圳、大連、青島、寧波、蘇州、無錫等12個城市開辦內地新疆班。」
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疆教育政策不斷鞏固和發展。2015年國務院印發《關於加快發展民族教育的決定》中，提出「推進民族地區和內地西藏新疆班畢業生高考招生製度改革」以及「強化內地民族班教育管理服務」。次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快中西部教育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推動民族教育加快發展」「辦好內地西藏班、新疆班」。從規劃定位、教育教學到招生管理，各方面對繼續實施民族班政策提出了具體黄金要求，明確了基本方略。這充分表明，黨的十八大以來，有關省市新疆高中班為新疆的人才培養作出了突出貢獻。
新疆學生來到國內其他省（區）市，開闊了眼界、學到了知識，也切身享受到很多黨的教育惠民政策，在學業和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受到了多方照顧，更加感念黨和國家以及學校對他們的培養和付出。如曾在北京、上海求學畢業後回到家鄉喀什地區從事教學事業的布佐日古麗·艾麥爾，她說：「我曾經遇到那麽多好老師，是他們影響了我，然後才有了如今的我。現在我也希望成為這樣的老師，努力為家鄉培養更多優秀人才。」有關省市新疆高中班為新疆培養輸送的各類人才絕大多數回到了新疆，成為當地用得上、留得住、靠得住的人才。
與此同時，「內地新疆高中班」對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著重要作用。各辦班學校深入開展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團結教育，將其納入課程體系，充分發揮課堂教學的主渠道作用，貫穿於學生的成長過程，增強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
歷史上新疆學子求學的歷程，實為各民族深度交融的見證，同時，它也是中華民族向心力與聚合力持續增強的有力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