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歷史結構和思想史批判

思想的歷史結構
思想存在著思想的結構。從一定的問題出發，沿著問題的線索，思想就會進入一個由各種問題要素構成的、自身具有豐富邏輯關聯的問題域。
人們可能認為，這樣的思想結構是一個共時的結構。但實際上，它也是一個歷時的結構。因為，工作在這個問題域中的不僅有我們自己、我們的同時代人，還有我們的前人。從而，任何一個問題域都是一個歷史層累的思想結構，任何一個思想觀念和學術問題都有它自己的層累的思想史。
思想既是一個共時的結構，又是一個歷時的結構，因此，它不僅有思想在空間上的橫向展開，而且有思想在時間上的縱向伸展。我們只有把握住這一「圖像」，思想結構的屬於四維時空的特征才能被清晰把握住。一旦我們將思想自身的時間性的限製與規定考慮在內，我們需要認識到的就是，思想的共時的結構應當服從於思想的歷時的結構，在這一意義上，思想的共時的結構只是思想的歷時的結構在空間上的橫向展開。
具體來說，同時代的思想可以因為空間的差別而具有各自的地方性的特色，在彼此之間缺乏充分對話與交流的前提下，這種地方性的差別甚至可以是巨大的，從而表現為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域的思想傳統和文化傳統。但是，在根本上，就其是同時代的思想而言，它們在最基本的思維方式和觀念結構上又具有共性。這也就是榮格等人的神話原型理論得以成立的原因。不同民族的神話系統在空間上是相互隔絕的，但是，這並不妨礙它們由於同屬於原始人類思維，而享有相同的思維方式和觀念結構。
同時代的思想在嚴格的意義上是指同屬於一個歷史時代的思維方式和觀念結構的思想，但是，這不排除不同的地方性傳統在各自相對獨立、封閉的發展中所產生的時間差，這造成了具有當代關系的思想有可能並非同時代的思想，而是不同時代的思想。例如，假如在今天某個太平洋的島嶼上生活著一個長期與世隔絕的人類群體，盡管他們與我們共同生活在當代，但是，他們並不與我們分享同時代的思維方式。他們的思維方式實際上是人類原始思維的活化石，我們正可以通過對他們的研究來了解我們也曾經擁有過的但由於歷史材料的喪失而久已被遺忘的過去。我們需要尊重他們的存在，但並不能因此就取消他們的思維方式和我們之間客觀存在的時代差別，把歷時性的差別置換為共時性的差別，並進而將兩者的關系處理為不同的地方性文化傳統之間的關系。
後現代主義文化理論經常采取的就是這樣一種做法，結果就是最終取消了文明與野蠻、進步與落後之間客觀存在的價值差別。它看起來是文化平等主義，實際上是文化相對主義。文化之間客觀存在的歷史差距和文化內在的矛盾張力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相反卻被以相對主義的方式抹平和消除了。它最終意味著，文化之間沒有價值優劣之別，而只有傳統和特色之別，不同的文化只是不同地區的人群各自任意選擇、習慣繼承的特殊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它們彼此之間沒有任何共性，是完全不可比較的，並且不容許相互批評。
劍橋思想史學派的語境主義的歷史觀意識到了對思想觀念的研究應當自覺置於歷史語境的規定之下，但是，他們不知道，人們不是偶然地或者任意地置身於一個語境中的，思想史的語境也不是一個個彼此孤立的語言遊戲的場所。相反，思想總是同人們的生活聯系在一起的，而人們的生活有其實在性的根基，這就是人們的物質生活的需要及其滿足，正是這個構成了歷史的基本動力，在推動社會結構變化的同時也推動思想的發展。僅僅窮究某一歷史時期的思想語境，不能將它與其所從屬的社會生活的整體語境關聯在一起，與整個人類社會生活的歷史發展關聯在一起，這樣的思想史考察就會變成一種抽象的研究和思考。換言之，語境本身也可以通過孤立化而變成脫離歷史的，從而反歷史的。
劍橋思想史學派的這種歷史語境主義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論和庫恩在科學史領域所提出的科學範式理論以及福柯在人文科學領域所提出的知識型理論屬於同一個時期，因此，正是在這一點上它們具有相同的特點，即，過於強調不同時代思想之間的異質性和非連續性，而忽視了它們相互之間的屬於繼承和發展、影響和轉化、推進和變革的連續性關系。當歷史語境的特殊性被強調到極致，屬於思想的歷時的結構就被轉化為共時的結構，不同歷史時期的思想在自身被孤立化的同時，也就失去了相互之間的可比較性，成為權力意誌任意出沒的場所。這就是福柯的知識考古學和譜系學的精神實質，同樣也是庫恩的範式理論、劍橋思想史學派的歷史語境理論的精神實質。
因此，建構思想的歷史結構不是去單純建構思想的歷史差異性，而是同時也要建構思想的歷史連續性。我們既要通過發現古人的思想作為他者來確立我們的思想與古人的思想的差異性，也要通過發現古人的思想作為我們的思想的一部分來確立我們的思想與古人的思想的連續性。而這歸根結底是因為，我們是從古人發展而來的，我們曾經也是古人，思想的古代性就在我們自身的思想當中。正是由於我們曾經是古人，面對內在於古人生活之中的問題，在克服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我們才變得與古人不同，成為我們自己。這就是歷史。它反映在思想中也就是思想的歷史。就此而言，在對思想歷史結構的考察中一味地強調思想的差異性而否定其內在連續和發展的關系，所錯失的恰恰是思想結構的歷史性質。
思想史批判
一旦思想結構的歷史性質被正確地揭示出來，發現這一歷史性質並在其中達到思想的自我意識，由此來歷史地推進思想的深化和發展，就是任何一種嚴肅的、有深度的、富有創新精神的思想所首先要進行的工作，而這也就是思想史批判的工作。思想史批判的工作的實質就是，將我們的思想所置身於其中、被其規定和限製的思想的歷史結構清晰地呈現出來，並在此基礎上以解決其內在思想矛盾的方式對思想予以深化和發展。當我們從事於這樣的思想史批判工作，我們立刻能夠發現，無論是作為研究目的的我們自己還是作為研究對象的思想史本身都將得到清晰呈現，並在思想自身的歷史推進中不斷得到認識的深化和發展。
就前者而言，正像古希臘德爾菲神廟的箴言所宣示的，思想的最終目的不過就是認識我們自己，但是，當采取思想史批判的方式，得到認識的便不再是孤立、抽象的我們自己，而是被思想的歷史結構所嚴格規定和限製的我們自己。因而，對研究來說，在思想的歷史結構被清晰呈現的同時我們自己也得到了清晰的界定。就後者而言，當我們自己通過思想史批判得到清晰呈現時，那規定和限製著我們的思想史本身也就作為與我們自身有所不同的他者得到了清晰的呈現。
由此看來，在思想歷史結構之中的古與今、自我與他者是一種雙向建構的關系。古代的思想既規定和限製著我們，又通過歷史自身的變革使我們與其相區別。反過來，我們在通過歷史的內在轉化過程確立我們自己的同時，也將古代的思想作為與我們有所不同的他者確立起來。
這一切始終處於思想的歷史結構的雙向互動過程之中，並且是一個向著無限性開放和不斷深化的過程。因為，歷史性不僅限製和規定著思想的結構，也限製和規定著思想史批判活動本身。從而，對作為研究目的的我們自己的認識總是受到一定的歷史條件的限製，我們對我們自己有所認識也有所不認識，這一認識會隨著歷史條件自身的改變而不斷得到深化和發展；對作為研究對象的思想史的認識也總是受到一定的歷史條件的限製，我們對之認識了一些也發現了一些，但還有很多有待於隨著歷史條件自身的改變而被再認識和再發現。因此，對於從事於思想史批判的思想者來說，一個認識的常態就是，尚未被意識到的如今被意識到了，之前認識模糊的現在認識清晰了，過去被錯誤估價的今天得到了重新估價。這個過程是無限的，這就是思想史批判對思想歷史結構的建構的開放性。
但是，思想史批判對思想的歷史結構的建構又不是任意的。我們是在歷史的規定和限製之下活動的，歷史不僅規定著我們怎樣活動，而且也規定著我們怎樣創造，我們的活動並不是任意的、隨心所欲的。思想史的建構是在歷史自身的客觀規定性下進行的，它所展現的並不僅僅是當代的視角、當代的思維方式，而是思想在當代的深化和開展。忽略了思想的這一根本歷史條件製約，思想史研究的真理性質也就喪失了。
思想與文本的互動
當我們考慮人文學科的基本方法原則時，一個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入考察的問題就是思想與文本的互動關系。因為，對於人文學科來說，思想史批判所直接面對和處理的對象不是人們所生活於其中的物質世界，而是人們的精神世界，甚至不是直接研究精神世界本身，而是其中的一個部分，即人們以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方式關於他們所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物質世界、精神世界）所形成的思想和觀念。而思想和觀念不是以直接的方式呈現的，相反，是通過各種載體和媒介在歷史中流傳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種形式就是語言，而語言又主要是通過文字記錄在文本中的方式流傳的。因此，對於研究者來說，他們的研究對象首要的就是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各種思想文獻，這些思想文獻記載了歷史上人們關於他們所生活的世界（物質世界、精神世界）的所思、所想。
一旦意識到我們所面對的是歷史上人們關於他們所生活的世界的所思、所想，歷史的因素就需要被加以考慮，這不是單純歷史語境的因素，而是歷史條件限製性的因素。換言之，一旦意識到我們的思想是有其歷史局限性的，我們立刻就會根據我們自己的意識活動的經驗認識到，人們的思想、觀念和他們的生活之間是存在間距的。對於歷史中生活的人們來說，世界有可能實際上是這樣的，而認識卻是那樣的。由此，對歷史上流傳的思想文獻進行批判性地考察無疑就是十分必要的。我們不僅要知道歷史上的思想家們關於他們生活的世界說了些什麽、想了些什麽，而且還要搞清楚他們是怎樣想的和為什麽這樣想的。但這還不夠，我們還要知道他們關於所生活的世界是否做出了正確的思考，並且能夠最終聯系到製約著他們的思想的歷史條件，知道造成他們對所生活的世界做出正確或錯誤的思想的歷史原因。簡言之，歷史上的思想家們想了些什麽、怎樣想的和想得對不對，這三點是人文學科的研究者在對歷史上流傳的思想文獻進行批判性考察時所應當主要考慮的內容。
就第一點而言，知道歷史上的思想家們說了些什麽和想了些什麽，這是人文學科研究者最基本的材料把握的功夫，它包括搜集文獻、整理文獻、校讀文獻等等。
就第二點而言，歷史上的思想家們的確通過流傳下來的文本以句子的語法組織和邏輯組織的形式向我們說了些什麽，但是，他們也通過文本與文本之間的復雜關系結構向我們說了些什麽。前者是通過字面意義的理解可以大體把握的，但是，後者卻需要通過對文本的深層邏輯結構的分析才能夠把握。前者可以說是歷史上的思想家們直接向我們說的，後者卻未必是他們直接向我們說的，但不等於他們沒有這樣想過和不想向我們傳遞這樣的想法。從把握思想家真實思想原意的角度出發，後者才是更重要的工作，它使我們在知道思想家們說了些什麽和想了些什麽的基礎上還知道他們究竟是怎樣想的和為什麽這樣想的。而對思想文獻的深層邏輯結構進行分析的工作也就是對思想家們的思想進行邏輯重構的工作。顯然，對於研究者來說，正是這部分的工作最顯露一個人的才華。因為，文獻搜集、整理和校讀需要的是勤奮、誠實和耐心，而對思想進行邏輯重構需要的是創造力、理解力和判斷力。
但是，僅有上述兩個方面的工作是不夠的，對於思想史批判來說，基於思想本身的歷史發展而對歷史上的思想家們的思想做出正確的判斷和評價才是最重要的，否則，研究就會變成完全技術性的工作，它可能搞清楚了歷史上的思想者們說了些什麽、想了些什麽和怎樣想的、為什麽這樣想的，卻不知道其內在的思想史意義和價值。因此，我們還必須知道他們想得對與不對以及背後的原因。換言之，我們不僅要知道歷史上的思想家們實際上想了些什麽和怎樣想的，而且還要知道他們的所思所想的思想史意義和價值，並且據此來診斷他們的所思所想的具體的歷史條件限製，知道在怎樣的歷史條件的限製下什麽是他們能想的、什麽又是他們不能想的，什麽是他們能夠清楚思想的、什麽又是他們不能夠清楚思想的，什麽是他們僅僅不自覺地思想過的、什麽又是他們甚至只是無意識地思想過的。
顯然，對於人文學科的研究者來說，正是這第三點才反映了他的思想水平和思想境界。他不是無是非、無立場、價值中立的，他不是為了研究而研究，相反是出於對真理的追求而對問題的深入思考和研究。思想對於他不是單純技術性的，在他的思想中滲透著他對他自身所處的整個社會歷史存在的責任意識和敬重之情。顯然，這樣的研究才是有靈魂的研究，我們通常用「思想具有現實關懷」來形容它。
但如果是這樣，對於人文學科的研究者來說，他就不能將自己封閉在單純的思想與文本的互動中。因為，如果一個人的思想不是立足於生活實際，那麽，這種思想與文本的互動就註定是空洞的和意義重復的。所謂閱讀失去了新鮮感，實際上就是不再有新的人生經驗被激活。這當然是由於人生經驗源泉的枯竭。因此，對於人文學科的研究者來說，思想史批判中的思想與文本的互動，在根本上要求研究者的思想從其人生經驗的封閉形態中走出來，向更為豐富、更為深廣、更為生動而真實的現實社會生活經驗開放，而且要學會不斷地、自覺地向之開放，只有這樣，才能夠獲得思想創新的不竭的源頭活水。
因此，人文學科的研究者應當牢記：在學術之外有思想，在思想之外有人生！它是我們進行思想和研究的內在的價值與意義，也是我們進行思考和研究的最深刻的存在論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