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世界興起的主要文明及特征

中古時代世界第二波文明興起
世界歷史上出現過多次文明興起浪潮。第二波文明興起浪潮是在中古時代。公元500—1000年間，新興的文明有日耳曼文明（即歐洲文明，後擴展成西方文明）、斯拉夫文明（主要是俄羅斯文明）、阿拉伯—伊斯蘭文明等。
中古興起的文明中，以日耳曼文明最為矚目。它始於公元5世紀日耳曼各部落從北方進入西歐，在原西羅馬版圖上建立諸多小國。在文明成長過程中，日耳曼人不但延展著自身譜系的原生要素，也受到羅馬殘留的隸農製等影響，吸收了羅馬法等因素，精神上信奉基督教，還創造了一系列新事物諸如采邑製、封建等級製、莊園製、農奴製、自治城市與市民社會、憲製與議會、資本主義關系等，最終在16世紀成型並形成力量，向全世界擴張。
斯拉夫文明的代表當屬東斯拉夫俄羅斯文明，始於9世紀末基輔羅斯建立。羅斯各公國走向統一之際，俄羅斯遭到了遊牧族蒙古人攻擊。在反抗蒙古人的鬥爭中俄羅斯獲得解放，16世紀俄羅斯文明最終確立，很快擴張為版圖大國。
阿拉伯文明起源於7世紀阿拉伯半島穆罕默德創建伊斯蘭教。穆罕默德時期完成了阿拉伯神權國家的統一。哈里發時代阿拉伯開始擴張，「古蘭經和劍」成為其擴張的兩種利器。歷經大馬士革時代和巴格達時代，龐大的阿拉伯帝國東到印度河，西至伊比利亞，北抵中亞深處，南括北非沿岸，是世界歷史上版圖最大的帝國之一。伊斯蘭教傳播範圍更廣，除阿拉伯人地區外，還包括西亞的奧斯曼、伊朗，並深入中亞、南亞、東南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等。
中古興起的主要文明之遊牧族本性
日耳曼文明、阿拉伯—伊斯蘭文明、俄羅斯文明有不少共同特征。就文明的緣起和模式來說，這三個主要文明是獨立的原創性文明，即這些文明的發生是其創造者主體部族社會自然形成的結果。中古這三個主要文明都具有一定的遊牧族背景：日耳曼人是剛完成農耕化的遊牧族，東斯拉夫人是走向農耕的遊牧族，阿拉伯人以遊牧為主、在文明創造過程中逐漸農耕化。這三個文明必然帶有遊牧人原生本性。這與上古文明創造者均為本地原生型農耕民族迥然相異。一般來說，遊牧民族在邁入文明狀態時，其農耕水平乃至文明程度都是比較低下的。
日耳曼人是剛剛完成農耕化的遊牧族。日耳曼人最初定居在從日德蘭半島到今天德國東北一帶。公元前後，他們從遊牧向農耕轉化，其社會組織「百家村」可能就是從畜牧條件下所產生的土地（牧場）分區演化而來。一方面他們還有遊牧生活的許多遺風；另一方面，即使他們已定居並從事農業，其生產水平也非常低下。如日耳曼人已意識到連續耕作會使地力枯竭，因而采取「田—草」交換輪作製。日耳曼人進入西歐時，長期維持原始的農業生產水平，即使到法蘭克王國查理大帝時代，農業產量依然很低。
斯拉夫人原為遊牧民族，起源於東歐低窪潮濕地帶。作為正在農耕化的遊牧族，他們進入文明狀態時社會發展水平甚至比日耳曼人更低。斯拉夫人在遷徙中不願停留於遊牧劫掠生活，而是想獲得土地、成為農耕民族。在遷徙浪潮中，斯拉夫人分成了東、西、南三支。西支斯拉夫人以波蘭人和捷克人為代表，南支斯拉夫人遷至巴爾幹。東斯拉夫人遷徙至東歐大平原，9世紀時，這一廣大地區出現許多小公國。為了維持通商大水路——「從瓦里亞格到希臘人之路」，9世紀末在諾曼人幫助下，羅斯國家——基輔羅斯——形成。東斯拉夫人逐步有了鐵製農具，學會了用牛馬耕地，還采用輪耕製。
阿拉伯人是阿拉伯半島上的遊牧族。半島屬於亞歐大陸農耕世界里的遊牧地帶，西南沿紅海有些許綠洲，適合農牧業，稱為「希賈茲」。希賈茲山擋住了西邊來的雨水，致使半島中部和東部的內陸完全沙漠化，稱「內誌」。惡劣的生存環境，使阿拉伯人社會發展極其緩慢。從事遊牧為生的「貝都因人」，以馴養駱駝和羊群為主。通過阿拉伯人的擴張，最終形成的阿拉伯帝國橫跨多個古代農耕文明區，故而在文明創造過程中大部分阿拉伯人逐漸農耕化。同時其發源地半島上也有許多阿拉伯人繼續以遊牧国际金价為生計。
由此，中古興起的這幾個主要文明，具有顯著的遊牧族特征。
其一，它們都是征服者文明，在移動式擴張和征服中發展文明。這和遊牧族的遊動習性及在軍事上的機動性有關。日耳曼和拉丁人民族有三次大移動。第一次是移動到西歐定居下來；第二次是十字軍東侵，向東歐西亞小擴張；第三次是近代殖民，向全球大擴張。阿拉伯人在征服中形成帝國，其中心因擴張而不斷位移，哈里發時代以麥加和麥地那為中心，倭馬亞王朝以大馬士革為中心，阿巴斯帝國以巴格達為中心。阿拉伯帝國裂變後，三個中心分別位於西班牙、埃及和伊拉克，遠離了阿拉伯發祥地。東斯拉夫人移動到東歐大平原後，文明發展歷盡磨難，16世紀定型後向外擴張，東面直達太平洋海岸，奠定了現代世界第一版圖大國的基礎。
其二，它們都是宗教文明，信奉一神教。遊牧民族意識到自身文明底蘊太弱，一方面需要宗教作為靈魂支柱，來增強本族群的凝聚力和認同感；另一方面是力圖借助宗教形成精神優勢來強壓農耕文明。例如，日耳曼人紛紛皈依基督教，歐洲十字軍東侵打著宗教大旗。探索地理大發現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有向陌生世界傳播天主教的原初動力。阿拉伯文明以伊斯蘭教為精神紐帶。伊斯蘭教作為嚴格的一神教，反映了阿拉伯社會統一的要求。俄羅斯文明在形成中引進東正教，為文明奠定了精神基石。
其三，它們的早期經濟社會留有遊牧生活的痕跡。日耳曼人初入西歐時建立的馬爾克農村公社，有可能是從以前的「百家村」演變而來的。馬爾克製度是西歐封建化的起點。其封建製確立自8世紀采邑製改革，而采邑製的人事基礎是日耳曼親兵（貴族）製度，這是遊牧族特有的軍事團隊習俗。中世紀莊園里的「敞地製」，是遊牧族共享牧場習慣的轉換。經濟中畜牧業比重大，體現了遊牧族食肉飲乳酪的原生習慣。阿拉伯帝國擴張所到之處都是古代文明區，阿拉伯人在保留當地製度時，也註入了自身遊牧族元素，如土地權利呈多元化趨向，社會結構中等級分明：阿拉伯人尤其是「南人」最高貴；非阿拉伯裔的穆斯林「麥瓦利」地位次之；異教徒「迪馬」常常被強迫和誘導改宗；還有大量戰俘奴隸。阿拉伯帝國很早分崩離析，是阿拉伯人作為遊牧族，在政治上先天不足、治理國家能力比較弱的反映。至於俄羅斯，進入文明前夕也有類似於馬爾克的「維爾福」，而且村社製度長期殘存。古羅斯大公頗似遊牧族首領，以「索貢巡行」方式實施松散管理。遊牧族蒙古人曾經長期統治俄羅斯，俄羅斯通過反抗蒙古人而獨立，與遊牧族的密切接觸滋育了其戰鬥性。
中古興起的主要文明成長的環境和時機
具有遊牧背景的部族所創造的中古這三個主要文明，沒有停頓在遊牧文化階段，而是很快轉化為農耕文明，並形成自身的文明本體及底色，歷經千年至今仍在世界上居於強勢地位。這三個中古文明興起之時，正是諸多上古文明疲頹之日。當這些遊牧族尚在第一代文明邊緣區受文明濡化時，文明中心區卻因內部蛻變或不再繁盛，或處於低谷，或對文明邊緣失去控製力，因此便給了這些轉型中的遊牧族崛起以有利環境和時代機遇。
日耳曼文明興起前夜，羅馬帝國出現了「三世紀危機」，社會極端混亂。而此時基督教從羅馬社會下層傳播到中上層，動搖著羅馬統治的社會基礎。帝國經濟雕敝，生產幾乎停滯，直接生產者難以為繼：隨著羅馬征服戰爭停止、戰俘奴隸來源枯竭，奴隸不再是主要勞動者；以往的直接勞動者隸農，則因其地位奴隸化而喪失勞動興趣；自由民早就脫離了勞動，無所事事，反而沈浸於享樂，放肆揮霍社會財富。羅馬終於在4世紀裂分為東西兩部分，西羅馬無力阻擋蠻族進攻而滅亡。
日耳曼人各族在流動中尋找棲息之地。阿拉伯人則是在快速征服中建立龐大帝國。阿拉伯之所以能在亞歐大陸樞紐地帶突然崛起，也在於環境和時機極為有利。從兩河流域到埃及的中東核心區，公元1—2世紀羅馬與安息兩強對峙，5—6世紀拜占庭與薩珊波斯長期交戰，兩敗俱傷，中東實際上形成了政治真空，這就為阿拉伯崛起並對外征服和擴張創造了極佳的國際條件。
俄羅斯興起也與有利的國際環境相關。其一是鄰近的拜占庭文明正處於衰退期，經濟上無所創造，政治上版圖日益萎縮，其觸角難以企及東北歐。加之俄羅斯興起之地頗為苦寒，也難以引起拜占庭人興趣。其二是北歐海盜開辟了「瓦—希之路」，打通北歐與拜占庭聯系，而俄羅斯人借助了諾曼人和國際商道發展自己。
中古這三個主要文明興起也較多受到了先在文明或同代鄰近文明之惠，盡管受影響的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這幾個文明初興之時，上古各文明大都已延續千年以上，文明和社會極為成熟，勢必濡化鄰近遊牧族。當遊牧族成為農耕世界新主人時，其社會進程大大加快，如跳過奴隸社會階段，從原始時代直接過渡至封建社會。除社會形態外，我們還可從更廣闊的歷史文化視閾來考察。
日耳曼文明的構成來自三方面：日耳曼元素是本體，基督教元素是靈魂，羅馬元素是土壤。日耳曼人南下時，基督教向北轉播，兩者交叉互動。基督教符合日耳曼蠻族需要：日耳曼人需要精神提升，去掉身上「蠻族」胎記；也需要精神統一，整合分散的日耳曼勢力。基督教鼓勵教民個體可直接與上帝（教士是其代表）對話（懺悔），有助於孕育日耳曼文明精髓——個人本位觀念。由日耳曼人創造的采邑製、農奴製和莊園製，也有羅馬隸農製和大地產製印痕。復興羅馬法則為西歐法治文明成長提供了足夠營養。此外，西歐日耳曼文明也受到同時代東歐拜占庭文明諸多影響。
阿拉伯文明在對外征服中逐步成熟。它擴張所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區，與它們接觸，極快地提升了阿拉伯社會發展水平。阿拉伯人一方面接受其先進性，同時也註入了自己的創造。阿拉伯人對古老文明持完全開放態度，對先進文化統統接受不拒，形成其兼收並蓄、包容百納的文化風格。
東斯拉夫人所在地區，與古希臘和羅馬文明也有浸染。羅斯起源與諾曼人有關，但諾曼人海洋文化不適合俄羅斯內陸。俄羅斯文明發育中受鄰近拜占庭影響較大：與拜占庭的商業交流，加快了羅斯經濟的發展和循環；拜占庭的封建製度，對俄羅斯有潛移默化影響；俄羅斯接受東正教，東斯拉夫人有了精神旗幟；傳教士創造斯拉夫文字，有利於俄羅斯擺脫野蠻進入文明。
受他者文明影響的程度不同，各文明的特征也會有差異。如果文明主體移動幅度大，則受移動所至地區文化影響要多。如伊斯蘭教擴張至先進地區，就較多地融進了當地因素。如果移動幅度小，則自身族群和移動所至地兩方面因素綜合起作用，如德意誌和英格蘭作為羅馬的邊緣區或外緣區，受羅馬因素之惠則小得多。如果沒有移動，則自身族群因素更多。如東斯拉夫人是在自行擴散的土地上發展文明，又如阿拉伯半島上的人群長期奉守遊牧習慣和宗教原旨精義。
這幾個文明的早期階段，是有生氣的，是開放的。而當文明定型後，其精神則趨於固化，特別是處於優勢時，對外部因素很漠然，甚而加以貶損。如西方文明最深處的個性自由，即使面臨窘境也不願改變，甚至過度張揚。又如基督教文明自稱具有「普世價值」，伊斯蘭文明傾向於「教化」他人。是不是遊牧族多具主動改變命運精神（逐水草而居），由此而更偏執於自信呢？
中古歐洲文明何以脫穎而出？
中古興起的這幾個主要文明，歷經千年後至今仍具廣泛影響力。然而這些文明各自凝練的本體特征，千年中所走的道路，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卻迥然相異。歐洲文明之所以率先走向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不但在於其孕育過程中培育了獨特的文化土壤和社會機製，也與其文明成長空間和條件有關。
三個文明興起的機遇看起來相似，利用機遇的主客觀條件卻不盡相同。當日耳曼人進入西歐時，羅馬已徹底崩塌，新的事物尚未出現，這就給日耳曼人留下了想象和創造的空間，而日耳曼人的社會機製易於激發創新，有利於把握機遇。阿拉伯人擴張地區原有文明已很發達，這就使得：一方面，區域寬廣、思想文化錯綜散亂，易於被伊斯蘭教整合；另一方面，這些地區經濟文化先進，阿拉伯人享其現成，從而難以產生升級創造的沖動。所謂文化上兼容百納，從另一個意義上說是原有先進文化的「大拼盤」。俄羅斯原本就沒有固態的文化本體，所在地區製度和文化幾為空白，文明創建中又受到更原始的蒙古文化沖擊幹擾，因此俄羅斯文明成型時，本身就沒有達到高級形態。
三個文明都篤信宗教，但在政教關系上卻大相徑庭。西歐教會雖是中央集權化，國王也由教皇加冕，但奉行政教分離，世俗政治不受教會節製。後來的新教主張「因信稱義」，人人都可直接與上帝交流。教士不直接幹預教民日常，個人可在教士指導下直接與上帝溝通，這就有利於滋育個體意識。阿拉伯是政教合一，統治者先是宗教領袖，後才行使世俗權力，世俗政治受宗教教義束縛，也受教會支配。俄羅斯統治者將宗教作旗幟來博取人們支持，也作為工具來統治和引領社會，但相對來說，社會進步缺乏人民的首創性支持。這樣，三個文明命運殊途：歐洲成為現代社會開創者，俄羅斯成為蹣跚的追隨者，阿拉伯—伊斯蘭區則長期成為西方人侵掠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