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構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思考

史學理論學科對整個歷史學科具有指導意義，這是被學術史的大量事實所證明的。回顧以往走過的道路，從中獲得智慧和啟示，對於當前在唯物史觀科學原理指導下，努力推進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恢宏的中國歷史進程
激發我們理論創造的熱情
中國是史學發展的沃土，也應該是史學理論創造的沃土。中國有五千多年文明史，連續發展，舉世獨一無二；中國封建社會歷時很長，世所罕有；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階段，社會變動激烈，國內國際矛盾復雜交錯，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偉大勝利，書寫了輝煌的篇章；新中國成立也已有70余年歷史，經過曲折起伏，開辟了通向勝利之路，同樣具有世界意義。上述每個歷史階段，都有極豐富的理論問題要深入總結，由此激發我們理論創造的熱情。
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史學理論研究領域思想解放，學術氣氛活躍，呈現極為寶貴的理論創造活力。之所以能夠持續出現這種大好局面，主要是由於形成了兩大推動力：
一是正本清源，與時俱進。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來，有眾多的學者在根本方向上形成共識：在堅持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從事理論創造。為此，我們花費極大氣力做正本清源的工作。首先是堅決肅清教條主義的不良影響。其表現是，在「大躍進」年代及其後一段時間，有的人借口強調階級分析，排斥運用「歷史主義」，不顧時間、地點、條件，將唯物史觀原理「貼標簽式」地胡亂套用，對史料的忽視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嚴重違背了研究歷史應當重視的尊重史實、搜集材料、考辨史料的根本原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強調從事研究工作必須從事實出發，必須詳細占有材料，「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就說明，唯物史觀創始人把掌握確鑿而充分的材料並對材料進行認真考核視為研究工作的根本前提，力戒憑主觀臆斷出發把理論當作現成公式套用的做法。
二是在堅持唯物史觀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唯物史觀。唯物史觀理論體系是歐洲19世紀大工業時代的產物，從那時至今已經100多年，時代已大大發展，不論國際或國內都出現了許多新事物，必須在堅持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發展唯物史觀。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潮已經激蕩了40余年，社會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需要總結新的經驗，這是我們必須回答的時代課題。同時，改革開放以來，中外學術交流空前活躍，我們在向國外同行推出新成果的同時，無疑要大力吸收新學理，通過交流互鑒了解國外的新事物、新知識，豐富我們的理論體系。
當前的環境為我們構建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體系創造了極好的條件。同時，這又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方面很廣，下面僅就兩個問題提出初步認識。
認真總結改革開放以來史學理論的
重要成果
改革開放以來，唯物史觀指導下的理論創造獲得了一批很有意義的成果，這是我們繼續前進的基礎，應當加以總結和發揚。在此初步列舉13項：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歷史上民族關系的主流、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地區發展不平衡性和廣大邊區封建化進程、中國歷史上的王權主義、歷史文化認同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大宋史觀和「新宋學」觀、清朝前期的歷史地位、明清時期江南早期工業化、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樞紐的抗日戰爭、民主革命時期「中間力量」的作用、中國近代社會進程的基本線索、「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
這些理論主張都是當代史學家創造性地運用唯物史觀探索中國歷史進程的重要創獲，由於抓住了關鍵性問題，凸顯了理論的原創性和中國特色，因而對學術研究起到推進作用。理論創造是十分艱辛的事情，需要占有詳盡的資料，需要有遠見卓識和創造靈感，有時由於論題重大，涉及範圍甚廣，探析和概括很費時日，需要匯集多人的辛勞與智慧。下面列舉數例：
（一）關於「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理論
「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理論是費孝通於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時提出的，其主要表述是：「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漢族繼續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壯大，而且滲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區，構成起著凝聚和聯系作用的網絡，奠定了以這個疆域內許多民族聯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成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稱為中華民族。」
對此，林耀華評價說，在這篇講演中，費孝通運用了考古學、語言學、人類學、民族學和歷史學等方面的豐富資料，深刻追溯了中華民族格局的成因並指出這一格局的最大特點，即一體中包含著多元，多元中擁戴著一體，「從而為我們認識中國民族和文化的總特點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認識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鑰匙」。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理論主張之所以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固然應主要歸功於費孝通本人長期的探索，但同時又是匯集了民族史學界諸如張博泉等多位學者的智慧而得的。
（二）關於「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統一國家的發展」理論
「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統一國家的發展」同樣是學者們十分關註的問題，最具代表性的理論成果是關於宗周社會的禮樂文明和民族文化認同意識的研究。
楊向奎在《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一書中，高度評價西周「一統天下」的建國規模，並強調以周公為代表創造的西周禮樂文明對於中國文化傳統影響至巨，成為促進國家統一向前發展的意識形態，陶冶了中華民族的性格。「宗周三百多年的發展迅猛，春秋戰國時之燦爛光輝的文明，沒有西周的淵源，沒有周公的改革是很難想象的……而周孔之道，變作長期的封建社會中的華夏之道，華夏文明與周孔創造的禮樂文明，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這種文明陶冶了中華民族的性格。」
文化認同理論的成果集中體現在瞿林東主編的《歷史文化認同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中。該書展現了幾千年文化認同、民族融合的全景圖，令人信服地論證了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是歷史的必然。該書還從世界歷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國民族文化認同的特點，劉家和撰寫的第五卷「導論」對此作了精辟的論述。他說：中國殷商之際，經歷了王朝興亡的巨變，與世界上其他地方因王朝興亡而產生斷裂不同，商、周之際在王朝更替中確切地表現出歷史文化認同。書中又論述秦漢的統一與同為公元前1000年代建立的亞述帝國、波斯帝國等的不同。概言之，後者是「武力的征服」，而秦漢帝國則是「武力的統一」。其理由，秦統一六國，「從它們的來源上說，原先卻有一個共同的淵源——都是周王室的諸侯」。再者，「在秦統一六國及漢再統一以前，在中原大地上居住的基本已經是同一民族，即華夏族」。
（三）關於「中國近代社會進程的基本線索」理論
「中國近代社會進程的基本線索」理論，對認識近代社會運動的本質有重大意義。鴉片戰爭至新中國成立這近110年的歷史具有極不平常的意義，中國從社會衰敗到屹立於世界東方，其間走過的道路波瀾壯闊而又騰挪跌宕，問題異常復雜。如何總結其演進的規律和歷史進程的基本線索，對於科學地說明這百余年間天翻地覆的變化，對於正確回答新中國成立後為什麽要走這樣的道路，都有重要的意義。關於「中國近代社會進程的基本線索」這一課題的探索，自20世紀50年代以降，經過幾代學人的探索，出現過兩次討論熱潮。
20世紀50年代是第一次熱潮。1954年，胡繩在《歷史研究》創刊號發表《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後，引起學術界的討論，有多位學者發表意見，都是以1840年至1919年有過幾次革命高潮為關註的重點。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胡繩的「三高潮七階段說」；章開沅的「三階段說」；範文瀾的「四階段說」；來新夏也主張「四階段說」，但具體劃分階段的意見又略有不同。當時正處於偉大的民主革命剛剛結束之後，學術界討論近代歷史進程基本線索時，更多地重視反帝反封建鬥爭這條主線。但與此同時，也有學者開始關註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即從近代化這一線索來作分析。範文瀾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1955年發表的《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一文中，就重視將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作為推動近代社會前進的重要視角，並對近代資產階級在不同時期的作用作了積極的評價。不過這一意見在當時並未得到人們的重視。
到了改革開放時期，現代化建設實踐帶來直接的啟發和推動，資本主義發展和近代化進程這一線索自然地得到更多研究者的關註，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形成了討論的第二次熱潮。
至此，時代環境較前已大有不同。一是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國家的總方針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對外開放，集中全力進行現代化建設；二是學術研究領域得到大大拓展，過去基本上偏於政治史的探討，此時則由政治史推向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因此，學者們的探索有了新視角，主要特點是強調應當重視近代史時期資本主義發展和推進近代化這一基本線索。李時嶽強調要重視近代史上資本主義經濟發生、發展的意義，因此，應以資本主義運動（包括經濟和政治兩方面）作為主要線索來考察中國近代發展進程，認為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辛亥革命反映了近代中國人民政治覺悟的迅速發展，標誌著中國歷史前進的基本脈絡。陳旭麓劃分近代史線索的著眼點，是在堅持中國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前提下，關註其過渡性特點和近代化由萌發到逐步壯大的進程，尤其關註資本主義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微弱發展與逐步成長。
劉大年則提出「兩個基本問題」的看法，這是對20世紀50年代以來革命高潮視角和近代化視角兩種觀點的整合。他把整部中國近代史概括為「兩個基本問題」：一是民族不獨立，要求從外國侵略壓迫下解放出來；二是社會生產落後，要求工業化、近代化。兩個基本問題息息相關，貫穿始終。
經過20世紀50年代的討論，至八九十年代的學術爭鳴，可以認為，以劉大年為代表的「兩個基本問題」作為考察近代歷史基本線索的看法，論述更加全面，能夠涵蓋更廣泛的內容。因為其不僅堅持了「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歷經近一個世紀社會實踐和學術研究檢驗的正確理論，而且吸收了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許多學者從政治史擴大到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研究的新認識，故此，可以視為學術界經過長期研究和討論取得的重要成果。
以上簡略論述改革開放以來對於歷史學科發展具有重要創新意義的理論主張，盡管尚不全面，但已證明中國學人學術創新之勇氣、態度之認真、討論之深入和追求真理之執著，對此，學界必須大力發揚。
加強歷史學各個領域理論成就的總結
推進新時代史學理論體系建設，還必須加強對歷史學各個領域創新理論的總結。這些領域包括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等，這里僅以史學史這一分支學科的理論創新成果為例做簡要分析。
發掘傳統史學資源，實現創造性轉化，發揮其當代價值，對於推進理論建設有特殊的意義。中國古代史書編纂中凝聚著我們祖先高度的智慧和傑出的創造精神。以往有人認為歷史編纂是單純的技術問題，這是很不恰當的。實際上，歷史編纂是史家之才、學、識的集中體現。
白壽彜對歷史編纂學在史學上具有的重要地位有過科學的界定。他說：「史書的編纂，是史學成果最便於集中體現的所在，也是傳播史學知識的重要途徑。歷史理論的運用，史料的掌握和處理，史實的組織和再現，都可以在這里見個高低。劉知幾所謂才、學、識，章學誠所謂史德，都可以在這里有所體現。」因此，歷史編纂是表明一個時代史學發展達到何等水平之標誌。當前我們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把其中的具有超越時空價值的範疇、命題和成就揭示出來，闡明其當代價值，以豐富史學理論學科的建設，並且發揮其對於當代史書編纂的借鑒、啟示作用。
初步的考慮，「歷史編纂」的基本構件，應有史學家的歷史觀點、史書體裁的特點、史料采擇、體例運用等項，都值得從理論上加以總結。而最為核心的構件，是史學家的編纂思想。為了推進對傳統史學遺產的挖掘，首先應當把「編纂思想」作為核心環節。其內容應主要包括：（1）史學家之著史立意，最著名者如司馬遷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光之「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2）史學家對客觀歷史進程的理解並在史著中努力加以凸顯的觀點，如司馬遷理解中國歷史是不斷走向統一的進程，撰寫歷史應當勇於對當代社會問題表達自己的見解。（3）史學家為了達到再現客觀歷史的復雜進程，如何精心運用體裁形式和體例方式。（4）史學家的編纂思想如何與社會環境、時代條件息息相關。
推進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是新時代歷史學發展的迫切需要。創造性地運用唯物史觀是我們堅定不移的方向，中國歷史發展的壯闊道路和生動史實為我們提供了廣泛的研究課題，中國史學的優良遺產為我們提供了思想營養。我們必須以更大的努力發掘和總結歷史學整體層面和諸多分支領域層面的課題，做出精當的概括，為發展中國歷史學的自主知識體系和增強「文化自信」貢獻力量。